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承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办，参会中外专家6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做学术报告《巴林岛上的κυβερνήτης：甘英遇见的“安息西界船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晓旭，图片来自世界古典学大会图片直播
巴林岛上的κυβερνήτης：甘英遇见的“安息西界船人”
20年前张绪山教授在《甘英西使大秦获闻希腊神话传说考》（《史学月刊》 2003年第12期）一文中提出，《晋书·四夷传》有关甘英出使大秦的记载中记录了古代希腊的塞壬神话。对于这一富有洞察力的理论，我们发现，还有来自铭文和古典文本两方面的证据能够为其提供有力的支持：一是巴林岛出土的几则古希腊语铭文，不仅能够给该理论做出希腊化历史情境方面的注释，而且能够为神话讲述者的“安息西界船人”身份开具证明；二是有几处古希腊文学文本与《晋书》中该神话文本的每一句都能构成极为精准的对应关系。
关于甘英出使，《后汉书·西域传》是这样记录的：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条支”是安条克城的希腊语名称Antiocheia的对译。塞琉古王国曾在广阔的亚洲大地建立了多座安条克城，究竟是哪一座呢？《后汉纪·孝殇皇帝纪》记录了甘英行程的几个关键性地标：“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悬度”经常被研究者认定在瓦罕走廊，我们认为实则兴都库什山，有《汉书·西域传》为证：该书说从皮山启程向南，途中先要走过“大头痛、小头痛之山”等等“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的路段，这些路段显然是会让人出现高海拔反应的瓦罕走廊；又说全程要走“二千余里乃到县度”，这恰与瓦罕走廊走完后到达兴都库什山的实际距离相合。“乌弋山离”古音[*ʔɑ-lək-ṣan-lia]，一目了然而又精准地告诉它就是一座亚历山大里亚城。既然它距离兴都库什山不远，那么必是亚历山大里亚·普罗普塔西亚（Alexandreia Prophthasia）。除了古汉语文献中描述的乌弋山离的地理方位外，当中记录的其别名“排特”与这座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语别名Prophthasia和当地语言别名Phrada和Phra构成明显的对应关系，也可为这一定位提供证明。该城即今法拉赫（Farah）。甘英抵达这座位于阿富汗最西部地区的亚历山大里亚之后，再往西走，并且很可能走的是同当年亚历山大行军一样的路线，到达的第一座距罗马尚远且具有国都级地位的海滨“安条克城”，就只有位于两河在波斯湾入海口附近的卡拉克斯·斯帕西努了。
会议现场
该城最初也是亚历山大建立的一座亚历山大里亚城，但毁于洪水。安条克五世复建为一座安条克城，又被洪水冲毁。最后其总督斯帕西奈斯（Spasines, Hyspaosines或Spaosines）再次复建，并筑有防洪的栅堡，该城也因此得名“卡拉克斯·斯帕西努”（Charax Spasinou），意即“斯帕西奈斯的栅堡”。斯帕西奈斯后来脱离塞琉古王国而独立建立的卡拉凯奈（Charakene）王国即得名于此“栅堡”之名，该王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都是帕提亚王国的附属国。汉语世界习惯于使用由帕提亚国王的共用名Ἀρσάκης（希腊语，词干Ἀρσακ-）或/和Aršak（帕提亚语）译来的“安息”[*ʔɑn-sək]译名作为其国号。在甘英到达的时刻，卡拉凯奈王国是帕提亚最西的附属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甘英在条支遇见的是“安息西界船人”：当时条支构成安息的最西界。从一种“长希腊化”的视角来看，尽管已经脱离了马其顿-希腊人的政治统治，卡拉凯奈与帕提亚一样，在文化上仍是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所以甘英在那里能够听到希腊神话，实在不足为奇。
卡拉凯奈王国有一个重要港口名叫“狄洛斯”（Tylos或Tyros），在今巴林岛。这一希腊语地名的最终词源是阿卡德语的Tilmun和苏美尔语的Dilmun，即“迪尔蒙”。熟悉早期文明历史的人都知道，迪尔蒙是苏美尔-阿卡德时代以来两河流域通往被称为“梅路哈”的印度河流域的海上商路启程路段的商贸中心。而狄洛斯又是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被阿拉伯半岛冲开的两个分支中的一个即波斯湾分支转至陆上商路的连接点。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个分支则是经红海最终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甘英要想成功地由海路到达大秦，即罗马帝国，势必要从狄洛斯乘船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波斯湾分支而后转入红海分支。在巴林岛发现的希腊语铭文有两则含有κυβερνήτης“舵手，领航员，船长”一词，无疑正是甘英遇见的那种“安息西界船人”。其一作：
这篇墓志铭年代被定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墓主人及其父均有闪米特语名字，意味着他有可能来自巴比伦尼亚或更远的两河流域乃至西亚某地，但最有可能就是巴林岛当地人。墓志铭采用希腊语书写，暗示了他拥有较深的希腊化背景和较广的国际贸易生涯。
另一篇铭文年代被认定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到公元130/140年间，更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纪。铭文缺失文字较多，但发表者对它的复原看起来颇为合理，如下：
不难看出，这一篇献祭铭文，内容很可能是προστάτης由于某人安全获救而向某神献祭以示感谢神恩，铭文最后一行或第一行原本应该出现有ἀνέθηκεν“奉献”一词。κυβερνήτης“船长”在铭文中当以与格形式出现，限于残缺，σὺν ...-δότωι κυβερνήτηι一语或可理解为上述那人获救时与船长在一起，或可理解为船长与προστάτης一起向神献祭。无论哪种理解，似乎均可断定，那人是在这位船长的船上获救的。希腊语προστάτης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它可以是一种官职名称，城邦或城市议事会主席、体育馆的主管官员或神庙管理者等都有以之冠名的情况。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么意味着狄洛斯移植了希腊城邦的政治传统。另一种可能就是该名词在此处具有“保护人”、“担保人”、“赞助人”一类的涵义，用以指称为获救人或κυβερνήτης提供支持或保护的人士。当然，两种可能或许并不彼此排他：此处的προστάτης就是具有管理船只职能的官员，或者服务于海运的行业组织的负责人，因而具有与官方常规性接洽的社会背景。他的名字只保留下来了其第二变格法词尾，因而无法判断其词干的所属语言。κυβερνήτης的名字保留了-δότωι，这是一个希腊语中常见的含有神名的名字的后半部分（与格形式），构成这类名字的前半部分理论上讲可以是任何一位神的名字，例如Ἡρόδοτος, Διόδοτος, Ἰσίδοτος。希腊语的名字意味着这位κυβερνήτης或是一位希腊人，或是一位希腊化的当地人或外地人。鉴于他与προστάτης的关系，再加上铭文本身就是用希腊语写的这一点，我们或可推知προστάτης也是一位至少具有希腊化背景的人。
该铭文记录献祭详情的内容已毁，但有理由推测到，很可能是向孪生双子神狄奥斯库罗伊（Dioskouroi）献祭。巴林岛出土的另一篇献祭铭文为此提供了一定的佐证：它记录了狄洛斯及群岛总督凯菲索多罗斯以开国国王斯帕西奈斯（铭文中使用其名字的更长的转写形式Hyspaosines，与其钱币上一样）及其王后的名义向“拯救者狄奥斯库罗伊”（Διοσκόροις Σωτῆρσι）奉献神庙。“狄奥斯库罗伊”即宙斯的两个孪生儿子卡斯托尔（Kastor）和波吕丢凯斯（Polydeukes）。作为航海和水手的保护神是他们最主要的功能之一，该铭文沿用希腊宗教传统将他们称为Σωτῆρες“拯救者”，即彰显了这种功能。他们的崇拜在海港城市无疑会更为流行。
如果希腊神灵狄奥斯库罗伊作为海难救援者在狄洛斯能够得到官方大张旗鼓地崇拜，那么就难以排除作为他们对立面的海难制造者塞壬（Seiren，复数Seirenes）的神话在这里广为流传的可能性，同样因为这里是海港，是一个希腊化的国际性海港大都市。当然，这一切也为张绪山提出的塞壬神话理论布置了一个注释性场景。他认为记载了塞壬神话的《晋书·四夷传》相关文本如下：
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对于张绪山的论证，可详读其文，兹不复述。王以欣教授对塞壬的功能进行了很好的研究（王以欣：《塞壬的起源、形象与功能》，《古代文明》2019年第2期）。根据本人的理解，这些功能似乎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用美妙歌声诱惑水手遇难的海妖；二是死亡的哀悼者。“船人”向甘英讲述的恰恰是塞壬的这两方面功能。如果更具体地观察，还会发现，希腊古典文学的几处文本与“船人”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形成工整的对应关系。
“海中有思慕之物”宛若某种美人鱼童话的开篇。与之吻合的有荷马的《奥德赛》12.39-44和普鲁塔克的《道德论集》745D，当中讲道塞壬们的甜美的歌声会令听见的人快乐，心神游离，变得无知，失忆，萌生死亡的欲念，从而招致海难的厄运。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的第164-178行与“往者莫不悲怀”十分契合。当获知丈夫墨涅拉俄斯已死的传闻时，海伦唱道：“哦，巨大痛苦让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我该怎样地痛哭呢？或是该带着眼泪、挽歌和哀悼去见哪位缪斯呢？哎！哎！长着翅膀的少女们，大地的童贞的女儿们，塞壬们啊，请你们带着利比亚笛子、排箫和竖琴来出席我的哭悼，用泪水匹配我不幸的哀嚎，用不幸陪伴不幸，用悲歌唱和悲歌，请你们送来与挽歌相和谐的缪斯的歌曲。”
“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一句则令人联想到《奥德赛》12.42-43。这两行诗文唱道，听到塞壬歌声的人“无法回到家里见到妻子和孩子在身边欢乐”。
既然荷马和欧里庇得斯在当时都已是希腊语文学的经典作家，在作为希腊化世界一部分的巴林岛也不可能不为人所知。在希腊语教育和学习、宗教节日、戏剧演出等场合，他们的作品会被反复阅读和演出。在海港的文化环境中，塞壬的神话和讲述这些神话的文本和词句尤其会为人们所熟悉。那个劝止甘英的“安息西界船人”应该就是一位对上几段诗行并不陌生的κυβερνήτης。
上引第二篇铭文透露出，κυβερνήτης这类人与官方和商界都有一定的利益关联。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惜动用唬人的修辞和塞壬神话来劝阻甘英继续前往大秦了。事实上，汉朝方面并非没有洞悉帕提亚官方阻挠罗马与汉之间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以保持自己中间商地位及巨大利润的动机。例如，《魏略·西戎传》记载了汉朝掌握的这方面的情报：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而“安息西界船人”即κυβερνήτης无疑构成利益攸关方。当然，甘英也不会不了解从卡拉克斯·斯帕西努向西北经两河流域通往罗马境内的佩特拉和帕尔米拉的商路。《后汉书·西域传》描述条支“唯西北隅通陆道”的信息或许就是甘英本人带回的。甘英的中途放弃，更可能是考虑到汉朝与远方大秦的直通会带来与近邻安息的关系紧张这种得不偿失的外交失误。尽管卡拉凯奈王国的κυβερνήτης采用神话叙事和话语修辞掩盖了精明的商业算计，甘英并不缺乏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
（本文系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学术报告，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供稿、供图。）